而希腊的地理环境几乎与中国相反，希腊地理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。古希腊的地理属于开放的海洋分散型地理结构，希腊半岛的规模有限，海岸线曲折，港湾众多，爱琴海中岛屿星罗棋布，加上殖民地小亚细亚沿海地区，使爱琴海成为一个"希腊湖"。
希腊半岛位置又处在东西交通要道上，海上交通十分便利。而且半岛上山脉纵横，没有大河平原，土地较贫瘠，不利于谷物生长。但这里气候温暖，宜种葡萄、橄榄等经济作物。这就需要对外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以换回粮食，使其农业也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。正因为如此，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与海洋打交道，这也是促使西方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。
海洋的多变，时而凶险、时而平静，使得游历在海洋上的希腊人具有勇敢、现实、自由、多思、探索、富于进取的精神。而在希腊的每一个山顶上都能看到岛屿和大海，这大大的减少了人们的恐惧心理。与古希腊独特的海洋性地理环境相比，古代其他地方由于不具备相同的条件，因此那里的人民较少拥有希腊人所拥有的自由思想。
因此，在同时期的古希腊和先秦中国，一个是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从事相对平等的商业活动，一个是世代定居在固定的土地上。两种地理环境的不同，决定了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在本质和方向上的不同。
二、经济模式的不同
由于先秦时期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，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内容比较单纯。人们的流动相对较少，形成了人们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性和居住方式，人们多数生活在由同姓宗亲构成的家庭社会之中。
在农业社会，有繁重的体力农业工作，男性比女性更能够适应这种体力劳动，父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。这一点形成了事实上父亲对家的供养关系，男性在家庭中就有了更高的地位。
当父亲年老后，因为对农业生产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虽然失去了体力但仍能对家庭起主宰作用。经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农业生产的安排、劳动技能的掌握、生产水平的提高，需要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。这种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就决定了长辈的权威，年长为尊，权威意识逐渐深入人心。这种强有力的自然经济，造成了中国古代长期处于一种强有力的父权社会。
"事实上，许多农业生产的规律性的东西，都是大量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。尤其在上古时期，岁时节律、天象气候的变化，没有什么工具、仪器去测度把握，只能依赖劳动者经验的积累、阅历的增长。有没有丰富的农时农事经验，对于农业收成的丰欠多寡，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。所以，在农业社会，老人既是德的楷模，更是智的化身。"——朱岚《论传统孝道的文化根源》
海上贸易和定居农业这两种生活方式完全不同。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。因为大海充满危险，一次远航要用时数月，与风涛搏斗，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。所以在早期的希腊社会，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轻人。大规模的航海活动，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船，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，在这条船上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，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在古代希腊，儿子成年后，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。这一传统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："雅典男性成年后即完全摆脱家父的控制，在通过由家父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，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。"
发达的海上贸易还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富裕的生活，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得以建立，并由此培育了精神的自由；而且还给予人们较多的闲暇时间，以便于自由地追求各种学术。与外界的海上贸易，开阔了希腊人的眼界，增长了希腊人的见识，接触了城邦以外的文化，丰富了希腊人的思想，使他们对自由更加渴求。与海洋和贸易具有直接关系的、发达的奴隶制工商业文明本身就是开放的、外向型的、竞争性的，这决定了希腊人的精神是向上的、自由的、思维是发散性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对付现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。
弗洛伊德在《文明及其不满》一书中，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。他认为，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"原始父亲"的专制向"兄弟联盟"的民主转变的过程。
因为经济模式的不同，先秦时期的中国非常重视血缘凝聚成的家族，因为人多力量大，能获得更大的产出，父权也得以稳固。而古希腊社会中，因为海洋经济模式的缘故，血缘纽带不断松弛，父权不断弱化。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，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。
三、政治体制的不同
在中国，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和集权统治。在奴隶社会中就有一个至高无上的"王"统治天下，即所谓"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"
但中国国土辽阔，在古代交通和通讯落后的情况下，统治全国很困难，于是除了政治上、军事上的统治之外，更加重视思想上的统治，即用统一的思想去束缚人民。而父权思想，非常符合统治阶层的政治需求。
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，既是物质生产单位，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。因而，父权受到国家统治者的推崇和法律的保障，它是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需要。在家族中父权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必须无条件服从。当子女违反"一家之主"的意志时，不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谴责，还会因违背了尊长的意志、不听教令而被冠以"不孝罪"等罪名。
正如约翰·梅因在《古代法》里所言："从历史表面上所能看到的各点是：最年长的父辈是家族的绝对统治者，他握有生杀之权，他对待他的子女、他的家庭像对待奴隶一样，不受任何限制。
而且统治阶层通过宗法制确认和保障了父权的地位和效力，因为父权可以起到帮助国家调解社会关系、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。家长是家族的立法者、执法者和仲裁者，家长在这方面的权威是至高的。而且，国家承认父权的地位也就是承认君权的地位，因为"一个国，实际上只是一个家"：皇帝是大家长，臣民是子孙。对大家长的孝，就叫做忠，此即"移孝作忠"，通过承认和保障父权的效力引申出臣民对皇权的服从。
而古希腊以工商立国，奴隶制商品经济发达，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的个体私有者，产生了势力强大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。在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，建立起奴隶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。
即使最落后的斯巴达贵族政治也非集权专制，而是由国王、公民大会、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，国王有二人，权力有限，长老会议掌权，监察官监督国王。而且古希腊城邦林立，国家规模不大，在交通和通讯落后的古代，这些因素也对民主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。
黑格尔在分析希腊世界的"政治的艺术作品"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，列宁则对黑格尔的这些论述十分重视，进一步总结出:"希腊的民主制是和国家规模的狭小分不开的。言语、生动的言语把公民联结了起来，并激起了热忱。"
在这种民主制度下，公民之间是平等的。即便是父子，在儿子成年之后，只有从思想上拜托父亲的束缚，才能具有独立的人格。因此，在古希腊神话中才会出现"弑父"的现象，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。"弑父精神"是推动希腊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。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，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。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，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。
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，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，古希腊的"自由模式"少了人情冷暖。而父权的压制却会造成精神动力的不足，虽然春秋时期也出现过"百家争鸣"的学术氛围，但最终因为政治体制的缘故昙花一现。
四、哲学思想的不同
先秦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神权法思想和西周时期的"亲亲"、"尊尊"宗法等级原则与"礼不下庶人、刑不上大夫"的礼治思想。西周时期的亲亲和尊尊，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，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，下级要服从上级，不得违抗。
到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继续发扬这一思想，强调"礼"，主张"父子相隐"。儒家伦理思想经汉以后，逐步地确立起了主导地位，儒家思想经董仲舒的努力，应用于法律的实践，从而礼法结合，以礼人律。在唐律中，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"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"已经全面体现于其中。
由于儒家思想和中国自然经济的天然性联系，儒家思想牢牢地成为古代中国的主导思想。中国古代法律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，在中国古代法律中，时时体现着"礼"的理念。父子关系表现为等级性、宗法性，片面地强调子女对长辈的孝，从而父对子有着过多的权利，而子却无相应对等的权利。父权思想作为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在中国的历史中显现出重要的地位。
而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思想自由，这是由古希腊城邦制度及推行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。
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明确指出："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，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。"现代美国史家伊迪斯汉密尔顿更说，在希腊那里"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"。
古希腊城邦的形成，奴隶制的发展，相对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缺乏系统，严格的宗教教条和宗教伦理，为希腊哲学的产生和高度发展创造了前提。古代世界受非理性的支配，受种种可怕的、尚未被理解的力量控制，人们往往习惯听天由命。但是在古希腊人的哲学思想里"一切都应该经过考察，经过质疑，对于思想，不能规定界限。"
昂扬的精神与强劲的活力，使古希腊人挺起身来反对暴君的统治，反对宗教势力的控制，不允许任何人的独裁。在雅典，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。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享受民主与自由的人才是完善的人、真正意义的人。因此，在这种民主与自由的哲学思想下，父权的压制显然是没有生存的土壤。所以说到近代以后，由于天赋人权思想、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，西方父子关系发展成为完全的平等关系。
五、"父子相残"的本质
"父与子"的复杂关系是人性中最深刻的部分，在人类发展史中更是一个难以避开的主题。父惧怕子的成长，害怕被取而代之；子对父充满了叛逆，因而代替父。子代表了新兴的力量，必然会推翻父陈旧的统治，子取代父的新旧更替必将循环下去。
古希腊神话中的"弑父"情结，实际上，表现的是西方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抗争意识。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以后，男性成了社会的主宰者。父亲往往成了权力符号的象征。因此，对父权的反抗，就是对权力意志的反抗。这种不惧权威，追求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抗争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。
反叛父权的弑父情结，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本位思想。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，对父亲的反叛正是男子汉身份建立的必由之路，只有对家之长的权威坚决的挑战，才能最终确立自己男子汉的地位。
西方人反叛父权最终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求，实现自我的价值，不是为了道德、正义，或是大义灭亲，顾全大局。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和目的，甚至不择手段，父子兄弟互相残杀。这也导致了道德观念淡薄，冲破了各种约束羁绊，但也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丧。
与古希腊相比，中国的"杀子"多是牺牲小家为大家的"家国"权衡。孔子提出的"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"的政治思想，在家庭父子关系问题上，父亲具有至尊的地位，所谓"天无二日，家无二主，尊无二上"(《孔子家语·本命解》)。父亲对子女来说，它既是不可违背的强制命令，又是应当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，前者表现为法律形式的教令权、监护权、惩戒权等，后者则化为主体意识的孝道观念。
受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，中国的家庭伦理强调父为子纲，父权至上，父子间无平等可言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出现"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能不亡"的状况也就不难理解。
"弑父"与"杀子"情结各自代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，前者是不断进取不断超越的文化精神的反映；后者是古老的、平和宁静、因循守旧的文化心理的体现。前者以除旧立新为目的，但有碍道德精神的提升；后者以建立和维护既有秩序为目的，但阻挠创新妨碍进步。如何正确认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，扬长避短，很值探讨和深思。
结语：
东方和西方在"父子相杀"中的差别不是一时产生的，而是历史发展演变而来的。"弑父"，代表着社会中子辈与父辈、独裁与自由的抗争。对父权的反叛可以说是西方基于自身地缘文化、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隐含思想。在西方发展史中，反抗父权的思想己经是在西方民族的骨子中了，一旦有时机便冒了出来，从而真正的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父权的思想斗争，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思潮便是这样。
中国由于"家国同构"的模式和儒家思想的影响，传统的礼教、忠孝观念在人们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，这使得中国古代父子关系的关系一直在父为子纲的框架中记叙，孝成为子对于父的唯一的价值追求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始终把群体作为价值主体，整体利益至上的意念贯穿始终。在西方社会人人平等的状态下，形成了西方人强烈的个体意识，认为个体利益是一切事情的出发点，在这种西方文化孕育下的代间关系是强调"断裂"的，而"断裂"必然产生对抗斗争。
中国和希腊是东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代表来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和传统，对人类的精神成长意义非凡。通过比较、交融，在中西文化的会通中，相互借鉴，汲取智慧，更好地理解和处理父子关系，有利于文明重温古圣先贤的光辉思想，重塑文化自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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